中華民國110年9月14日
文˙鄧慧純 圖˙江卓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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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越來越多年輕人跨出舒適圈，走向國際，提供自己的力量與服務，證明青年世代不是人微言輕，也能成為伸出援手的一份子。但是在提供幫助之餘，少有人認真思索「志工」兩字的真義。江卓鴻曾經質疑「志工」存在的必要，如今他自己找到解答，以「永續」為宗旨，以「研究」為解方，他對合作下的定義，不只是「cooperate」，更是「collaborate」，為著同一個信念，一起邁向永續世界共好的願景。
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身為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台北慈濟醫院住院醫師江卓鴻忙於醫院事務之餘，也不忘將研究成果投稿國際期刊，分享台灣經驗。去（2020）年底由外交部主辦的「後疫情時代青年領導力」座談會，江卓鴻以英文發表比較台灣與新加坡兩地在防疫政策的成效，分享獲國際期刊接受的歷程。他說：「Don’t be afraid to challenge the norms.」（不要畏懼挑戰規範），用自己的管道，把台灣的訊息發出去，是每個青年都能做到的事。
跨出舒適圈
國小隨著父母移居新加坡，學生時期的江卓鴻即熱衷參與國際活動，像是在新加坡舉辦青年奧運賽事中，協助接待導引等等，「可以交到很多朋友，了解彼此之間的差異，」江卓鴻道出他想探索世界的好奇，但背後還有他蠢蠢欲動想跳出舒適圈的衝動。
江卓鴻大學選擇回到台灣，進入輔仁大學醫學系。大二那年，他甄選上了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隨團走訪了丹麥、瑞典、葡萄牙、蒙古等國。團隊中成員們擁有不同的專業背景，但總能截長補短、合作無間，只為了呈現台灣美善的一面給國外友人。他藉機習得文化傳播的方式，也見識了各國在綠能、科技方面的永續思考，「青年大使是打開我世界觀的鑰匙」江卓鴻說。
輔仁大學有一個傳承多年的坦尚尼亞國際醫療志工團（簡稱「坦團」），每年招募團員，經過一年的籌備培訓後，利用暑假期間到坦尚尼亞進行為期一個月的服務學習。江卓鴻在大三那年如願成為2016年坦團的一員。前進坦尚尼亞之前，團隊要自己寫計畫書四處募款，義賣手工藝品做為盤纏、物資經費；更重要是研討能提供給坦尚尼亞當地部落的醫療協助，演練衛生教育的講習等等。「籌備時期工作會議超級密集」，江卓鴻現在回想仍不免感嘆一句；但也因為國際青年大使的經驗，了解團隊就像一家人、一條船，大家生命一體，彼此信任相互支援，不畏困難，終能圓滿達成目標。
坦尚尼亞位在東非，東臨印度洋，外地人多半是為了攀登吉力馬札羅火山，或是親睹動物大遷徙而造訪。江卓鴻描述著，經過20多個小時的飛行，兩次轉機才在吉力馬札羅機場降落，再從機場經八個小時的車程，才到駐紮地Engaruka地區。當地以畜牧業為主，「道路都是泥土，少有柏油路，還有很多驢子、牛、羊，幫忙馱負東西。」江卓鴻描述他第一眼對坦尚尼亞的印象。團員就住在當地民家的後院，自行搭建的帳篷裡。「當地的民生條件是，電要自己發，水要自己接，水裡有肉眼可見的孑孓，」成長於3C世代的年輕人，忍不住補上一句，「可想而知絕對沒有Wifi。」但是經歷了夜間僅靠月亮、星星為光源的夜晚，也是江卓鴻至今難忘的經驗。
Engaruka是猶如新北市一般大的馬賽原住民部落，但全區只有一名醫生和兩位護理師駐守，許多民眾就醫必須徒步走上半天的時間才能到達診所。輔大坦團的宗旨之一是改善坦尚尼亞偏遠部落懷孕婦女與幼兒的健康。在這個新生兒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部落，坦團從2011年啟動待產室計畫，至2016年剛好落成啟用，一塊荒蕪的空地，透過眾人的協力，變成一間可供當地婦女預備生產的待產室，讓孕婦們可以充分休息，得到醫師和護理師照顧、順利生產。「我們到的期間大概有二到三位孕婦在待產室待產，未來會越來越多人來這邊。」江卓鴻懷抱希望的說。
志工的真義
與江卓鴻一起回想當年坦團的細節，他突然迸出一句：「其實我以前蠻抵抗志工的工作，不清楚志工的定義，以及存在的必要性。」「我們提供的是他們真正需要的，還是我們以為他們需要的？問題是不是該反過來問，他們需要什麼？」像是繞口令一般的，江卓鴻把問題重新理了一回。坦團出發前，他也曾疑惑：「如何跳脫只是單純去當志工？怎麼去評估我們做的事情是對的？」當年才大三的江卓鴻這樣自我省思。
他舉例說明，在坦尚尼亞期間，曾遇過一名車禍送醫急診的病患，到院時已經意識不清，醫護人員施予CPR，護理師推來氧氣機，依據他判斷病人應該可以救活了。但是氧氣機缺了電源轉接插頭，大家只能分頭尋找，接通了電源後，卻發生跳電，機器無法使用，在場只能眼睜睜看著病人離世。「這個病人在台灣應該是可以救回來了，因為台灣醫院不太可能遇到跳電的情況，更不可能需要轉接插頭。」江卓鴻說。
這一方面顯示坦尚尼亞資源上的匱乏，也觸發他思考，是否他們需要B，我們卻自作主張給了A。「但經歷過坦團的活動後，我才了解到志工的價值，我們都希望有一天當地的居民能夠自力更生，不再需要我們的介入；因此與在地合作的模式，我們其實更注重是collaborate，而不是cooperate的方式。」
攤開字典，「collaborate」和「cooperate」中文都譯為「合作」；「cooperate」偏向因為雙方都蒙利，因此形式上一起合作；而「collaborate」更著重於新價值的共造，合作關係的建立來自於共同願景的支持。
「舉例來說，捐助待產室就是一個永續的計畫，」江卓鴻解釋，「能夠讓當地居民受益，在地的醫療人員也能持續維運。」又或如團隊幫當地居民健康檢查時，發現居民血壓普遍偏高，五、六歲的孩童血壓都達140～150，後來才發現可能是飲食條件所致。如果健康檢查只產出數據，這樣意義不大，團隊因此當下調整衛教為飲食主題，宣導如何均衡飲食，並把相關的數據提供給在地醫生，可以成為持續關注的健康資訊，或許小小的舉動就能有長期的效益，「結合了SDGs永續發展的概念，我才實際了解志工的定義，其實可以包含很多很多。」
微小的發聲也能創造改變
始終好奇探問事物背後的本質，江卓鴻從坦團回國之後自發地加入台大醫師的研究團隊，希望藉由研究解決自己的疑惑，「比如我們蓋的待產室是否真的能降低死亡率？幫當地人健康檢查、量血壓，是否真的有幫助？這都需要透過研究、以公衛的切入點，分析數據才能解答。」江卓鴻解釋。
去年三月，全球Covid-19疫情剛爆發，蔓延事態嚴重。當時，世界衛生組織只建議保持社交距離，並沒有提出人人戴口罩的防疫建議。但台灣從SARS取得的經驗，民眾早早自主地戴起口罩，政府也超前部署組成口罩國家隊，從源頭管制口罩的配額，讓大家都有口罩可防疫，台灣順利守住疫情防線達一年之久。
許多朋友都在新加坡的江卓鴻，他同步關心兩地的疫情發展，比較台灣與新加坡的案例，歸結出口罩能有效防疫，他將研究的結果投稿《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和《Infection Control & Hospital Epidemiology》等國際期刊，獲得刊登。還曾收到美國《New York Times》記者來信，探問更多台灣防疫的細節。世界衛生組織直至去年六月才更新防疫建議，呼籲保持社交距離與戴口罩的政策。12月，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防疫指南中，也納入了江卓鴻的文章為佐證。
「身為一個全球的公民，我們應該要能夠通過不同的管道，把這個成功的例子分享給各國。讓他們在徬徨時，至少能有所依據，不會無所適從。」江卓鴻說。這些資訊藉由廣泛的傳播，能讓更多人知曉，也保護了更多人。在病毒傳播全球的疫情時代，醫師的職責或許已非僅專注於醫治眼前的病人，若能與國際更頻繁交流，不吝於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儘管是醫界的年輕新血，也能為全球公共衛生盡一份心力，這是我們在江卓鴻身上看到的火花。
以上全文轉載自台灣光華雜誌第四六卷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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