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110年9月16日
文˙劉亭均 圖˙胡鈞媛提供
English Version
1995年出生,現年26歲的胡鈞媛,在上大學前是一個認真念書,「兩耳不問窗外事」的孩子。「讀高中時,中東與北非爆發了『阿拉伯之春』。」媒體新聞鋪天蓋地報導著戰爭的殘酷,以及歐洲各國引發重大的移民危機,但國際大事對高中生來說,只是在新聞上滾動的文字。
「我跟大部分台灣人一樣,看著新聞,覺得難過,但那是距離台灣很遙遠的事,距離我一個高中生更遙遠。」直到三年後,考上了成功大學中文系的胡鈞媛,向外交部申請了國際青年大使,踏出國門第一步,一切才產生了變化。
1951年由聯合國會議制定的《難民地位公約》,原先是為了照顧二次世界大戰被戰爭波及的人民;在1967年難民成為世界共同議題時,聯合國再通過《紐約議定書》,取消地域和時間限制,保護全球各地的難民。採訪時初見為難民奔走的胡鈞媛,已經歷許多鍛鍊的她,笑起來眼睛微微彎起,透出堅強的意志。被問及「為什麼關注難民?」她閃著雙眼回問:「你們知道『難民』這個詞的實際定義嗎?」
誰,會是難民?
「根據公約,無論尋求庇護者具有國籍或無國籍都適用。」胡鈞媛流暢地背誦出來,「具有正當理由而畏懼會因為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分或政治見解的原因受到迫害,因而居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由於此項畏懼而不願受其本國保護的人;或者不具有國籍並由於上述事情留在其以前經常居住國家以外地區,不願或不能返回該國者。一般通稱『難民』。」難民不見得貧窮,不見得是非知識份子,更不全都是真正無家可歸的人,他們只是進不了國、回不了家。
「很有距離感吧?一開始我也這麼覺得。聽過這個詞,但對它完全沒感覺。」在擔任青年大使期間,胡鈞媛參訪的目的是做青年外交。她回憶著:「青年大使的任務給了我啟發,我想了解世界更多。」胡鈞媛大學期間到越南拍攝紀錄片的那場旅程,所遇到的戰爭難民,改變了她,「我認識了許多難民;我看見難民營和社區;震撼閃光彈在距離我兩公尺處炸開。」人生第一次與生死擦肩的恐懼,撲面而來,「難民這兩個字忽然壓在我的身上。」
當時全球共有233個國家,而胡鈞媛身處的柏林、約旦和黎巴嫩,加起來有來自各大洲、超過60個國家的難民。自幼生長在自由民主的台灣,胡鈞媛浮現腦海的第一個疑問是:「誰,會是難民?」
青年大使為始,走向世界
就讀大一的2014年,申請成為國際青年大使後,胡鈞媛出訪了加拿大、美國和貝里斯,這是她第一次接觸到NGO(非政府營利組織),同時也讓她明確了解到自己對認識世界有著無限渴望。
胡鈞媛笑著說自己是個性格固執且執行力很強的人,在青年大使的任務結束後,才大二的她,透過執行「世界公民島計畫」進而關注到新住民和移工問題,努力打工籌錢,與其他四位成大學員,前往三位越南新住民的故鄉,拍攝關於原生家庭的紀錄片《把愛找回來》。
「原本拍完紀錄片後就要打道回府,這時我發現一張由泰國到柏林的促銷機票竟出奇地便宜,換算成台幣大概只要一萬多。」胡鈞媛至今仍然覺得這是上天註定讓她與德國牽緣,「我毫不猶豫地訂了機票,馬上飛往德國柏林。」她作夢也沒想到,這一趟柏林之行將徹底翻轉她的未來。
敘利亞內戰超過十年,戰況越演越烈,已是21世紀裡死亡人數第二高的戰爭。一直認為戰爭離自己很遠的胡鈞媛到了柏林,看見許多中東臉孔,結識了一位年輕的敘利亞男子,他帶她到自己人民現居的地方:難民營。「我們國家有戰爭,」男子用簡單的英文向胡鈞媛解釋:「我們逃到這裡,德國依照公約,收容我們。」眼前滿滿的各國難民,早到且提出庇護申請通過後,會被分配到臨時的多人公寓,大多數的新難民則擠在一個大型體育館改裝成的臨時收容所。
胡鈞媛與他們成為了朋友,在相處過程中,曾有人接起電話,得知自己未逃出來的家庭成員被炸死或戰死在敘利亞。「死亡隨時都會來。原來光是『活下來』就這麼困難。」能說善道的胡鈞媛,一時之間竟找不到任何詞語能給予安慰。
看到歐美日韓等國家對難民施以援手,「難民與台灣人之間的遙遠距離,讓我震驚。」除了對戰爭難民強烈的同情心,胡鈞媛感受到更多的是隱隱在心裡發芽的使命感,「推動我走到今天的,是對難民深刻的內疚和挫折感。我開始問自己:我自己和我的國家可以為難民做些什麼嗎?」
見難民之苦,受難民之善
胡鈞媛離開柏林,前往難民人數超過75萬、其國籍超過60個國家的約旦,在當地的NGO人權機構「安曼人權研究中心」擔任志工,幫助難民撰寫資金申請計畫,建設菜園,進行社區綠化。後來又去了與以色列衝突超過十年的黎巴嫩,「因為黎巴嫩只有台灣的三分之一大小,我想看看他們如何收容難民。」她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台灣也能成為一個庇護國嗎?
胡鈞媛前往第三次以阿戰爭後才成立,至今50多年的約旦難民社區,「難民們距離自己的家鄉很近,卻彷彿遙隔千里,世代或許都再也不能回去。」許多難民在庇護國沒有受到公民身分承認;黎巴嫩的難民甚至居住在破爛的帳篷裡,「他們生活在這裡,卻不屬於這裡。」難民的自我認同,隨著世代傳遞,成了難以解決的問題。
曾在巴勒斯坦希伯崙城市裡遭軍隊誤認為外國媒體的胡鈞媛,被當面投擲催淚瓦斯、震撼閃光彈,甚至還遇到了臭鼬水車(The Skunk)。爆炸的那瞬間,「我第一個想到的不是死亡。而是想著:啊,這只是當地人一個普通的星期五而已。」
儘管作為外國人很難獲取難民的信任,卻很容易得到他們在自身苦難中仍閃閃發光的善意。「有次我攢夠了錢當背包客,出行到瑞典,結果迷路了,在一望無際的大路上徬徨無助。」有一家中東臉孔的家族開車經過,善良地載她到火車站。胡鈞媛談起這段回憶仍略帶鼻音:「車程中我們簡單地聊了一下,他們是來瑞典尋求庇護的難民,住了許多年,四處打工攢積薄蓄。」但家族母親卻在車站花了將近新台幣4,000元,幫她這個陌生的東方女孩買車票到首都。「我沒想到會接受如此珍貴的善意,他們明明自己擁有的也不多。」
你有什麼問題?
胡鈞媛回到大學繼續學業,將難民之事收在心裡,反覆拿出來思考。「但我當時大學都還沒念完,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我只知道,我還得再出去看看。」行動力強的她開始尋找各種能繼續探索世界的計畫。2016年胡鈞媛向教育部提出「大專院校國際學生國際體驗教育計畫」申請,這個計畫自由度非常高,她以了解海外學生學習中文的狀況,以及台灣在中歐和東歐的發展空間為由,成功獲准。
拜訪了許多駐處和駐地大使,胡鈞媛透過旅行手札檢視自己,經常一坐就是一整晚,思考著未來。直到她在2016年夏天,踏入了匈牙利駐處,遇見當時駐地的大使陶文隆,在她人生裡刻上一句話:「妳有什麼問題?」
胡鈞媛所準備的駐處交流提問,很快地被陶大使答完,他並沒有客套地繼續閒聊,而是再次問她:「妳有什麼問題?」陶大使接著說:「這社會,要找資訊不難,難在要懂得問(對)問題。」
「妳有什麼問題?」是胡鈞媛日後時常拿出來對自己的提問,也是她對這世界的提問。解決問題的「ASK(Always Seek Knowledge)」更成了胡鈞媛時刻提醒自己的人生座右銘,「問對問題後,我找到了自己的夢想。」胡鈞媛的臉龐散發出光采:「我的夢想不是成就自己,而是幫助別人。我希望能讓自己有足夠的經驗和能力,更有智慧、有系統地處理困難。」面臨畢業的胡鈞媛,決定要面對「國際難民議題」,她申請攻讀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教育與國際發展碩士。
走上請命庇護之路
尋求庇護的難民分成很多種,最受胡鈞媛關注的是戰爭難民和性別難民。「這兩種難民的人數很多,而資源卻很少。」人數龐大的戰爭難民,是許多國家願意提供庇護的對象;性別難民卻是近幾年因性別意識崛起後,許多國家對LGBTQ族群的壓迫所產生的特殊難民。「他們往往很難找到包容性別多樣化的庇護國家,而台灣恰好是全球數一數二包容性別多元化的國家。」
剛取得碩士回台,胡鈞媛立刻投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青年研究員計畫,同時成立Refugee 101 Taiwan的難民倡議組織,更加入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國際組成為青年諮詢委員。
胡鈞媛到處演講、透過組織課程,讓與會者親身體驗《難民法》與難民處境,並且積極地與國外難民組織和台灣人權促進會合作、會談,盡力創造台灣人與難民交流的機會,探索難民受台灣庇護之可能性。她深知要高高躍起之前,必先穩穩蹲低,儲備能量。難民議題不可能一夕之間改善、改變,胡鈞媛明白自己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當問及她未來繼續堅持下去的動力是什麼時,胡鈞媛微微傾斜了一下頭,思索一陣子,然後用她獨特的輕柔語氣說道:「當初擔任青年大使的原因,是因為我想這樣向世界介紹台灣:T.A.I.W.A.N(The Amiable Individuals Welcome All Nations,友善的人們歡迎所有的國家)。期望台灣成為這樣的國家,就是我的動力。」
胡鈞媛對自己的母親——台灣抱著永恆的憧憬,「台灣包容、有人權;自由、很團結。我們始終都知道自身還有值得進步的地方,而不斷努力著。」胡鈞媛眼裡有光:「我想為這個永遠可以再進步的台灣感到驕傲,更讓自己身為台灣人而驕傲。」
以上全文轉載自台灣光華雜誌第四六卷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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